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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具，而不是最终目的。哪怕是追求所谓的词采唯美主义，高举表象体验的旗帜，但实际上他们体会到的仍然是透过词采表面带来的精神愉悦，仍然是意的功用。词不达意固然不好，如果想词超然于意外，也不可能彻底实现。

思想家孔子有一句话论及此意，说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而这句话，恰恰是其针对《诗经》而发，是对《诗经》的总结。《诗经》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，如同一眼永世不涸的泉水，上下几千年流淌不息，灌溉润泽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思想灵魂。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文辞的绚烂真如同桃花般艳丽夺目，光彩照人；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，文辞的巧妙如同观音圣手，轻轻的一点，让所有的美顿时释放出来，似雨雪初霁，猛然间灿烂一片。有时候，《诗经》又会以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等感人肺腑的浓情厚意触动每个人的心弦，叮咚作响，在历史长廊的回音壁上颤动起久久不息的和鸣。读《诗经》如饮纯醪，酒已尽而味未绝，香留唇齿之间，品砸良久。

然而对《诗经》文与意的解读并非一贯如此。《诗经》中许多作品尤其国风部分在未被收录之前，在民间口耳相传，如乐府民歌般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，一唱一诵之间，无不饱含深情。唱者酣畅淋漓，听者亦心驰神往。包括《诗经》在被编集初期，都是如此。然而到汉代，随着其地位的提升，名称也由最初的《诗》或《诗三百》加上了一个“经”字，成为《诗经》。在经学化的过程中，《诗》被理性包装，“经”的含义被灌输到社会文化各个层面。汉儒的繁缛在《诗经》的每个字句里都展示出来，一句话，甚至一个字，都会引发他们洋洋洒洒的政教王道之弘论。讲《诗》者谨守家法、师法，不能有丝毫逾越。接受者也只能敬仰膜拜这神坛上的经典，只能在传统的理解方式下去体味一些被后人强加给古人的诗歌内涵。所以到了明朝，还有《牡丹亭》中的陈最良在絮絮念叨那《关雎》里的“后妃贤达”，完全没有意识到杜丽娘读“关关雎鸠”，读出的已经是一片“姹紫嫣红开遍”。

魏晋士人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开始颠覆汉儒对《诗经》制定下的种种规则与理解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一则故事，说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刘伶喜欢喝酒，一次喝酒之后在家中裸裎，有人见此大吃一惊，讥笑于他。而他却说：我以天地为我的房子，以屋子为我的衣服，你们怎么钻到我的衣服里来了？放达若此，也就不难想像汉儒为《诗经》所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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